1957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為孫季民的讀者來信《錫箔業需要發展嗎？》，他稱：蘇州市錫箔業，解放后發展得相當快。蘇州市錫箔生產社1956年有2554個生產工人，到1957年生產93773塊半，1958年計劃生產更是超十萬塊。作者發出質問：“錫箔業究竟是發展生產的行業，還是維持改造的行業？”
其實，淘汰錫箔這個所謂的“落后產業”，是一場貫穿20世紀的拉鋸戰。
燒錫箔（即燒由錫箔折成的紙銀錠）的風俗一般傳說與明朝朱元璋有關。清朝以后江浙兩省就是錫箔的重要產地，特別是紹興有“錫半城”之說，即錫箔收入要占到紹興城一半財政收入以上。
但五四以來，“賽先生”升坐神龕，錫箔這種迷信用品在意識形態上遭到徹底否定，南京國民政府、新中國政權屢次出拳取締錫箔業，而錫箔作為一個從業人口巨大、利潤率遠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落后產業”頑強地存活下來。
因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晚清政府國庫空虛，1854年清政府決定在正常稅收以外，征收厘金。厘金的征收方式既有大家比較熟悉的“設卡征收”，還有“認捐征收”。當時，上海共有8個可以認捐的行業公所，其中就有上海錫箔認捐公所。
錫箔的認捐厘金制度，一直持續到北洋時期。北伐戰爭之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這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威權政權，有著重建國民-國家精神關系、改變國民信仰的意識形態上的企圖心。向錫箔開刀，既符合破除迷信的意識形態，又能擴充財政收入，何樂而不為？
首先盯上小小錫箔紙的是蔡元培。有鑒于北洋時期，教育部門淪為軍閥爭奪權力的場所，教育費屢屢被挪用，蔡元培提議建立“大學院”“大學區制度”，即教育管理機關與大學合一，實現教育與官僚政治脫鉤。
1927年7月4日，蔡元培出任大學院院長。當年10月，蔡元培提議“附加煤油特稅”作為教育經費，接著，財政部新增設的錫箔特稅“年交稅款二百五十萬兩”，被要求全部劃撥該院作為教育經費。當年11月，財政部派員在上海設立“江浙箔類特稅征收局”，當時錫箔的稅率為值百抽25。
對于25%的高稅率，錫箔業強力反彈。上海箔業公會向財政部呈請稱：錫箔“表面視之，雖為迷信消耗，而相沿已久，實為勞工生活一大關鍵”，如果政府按25%征錫箔稅，“不知置數十萬工人生命于何地”？公會甚至放出了“謀生無路、鋌而走險”，“對社會治安，影響極大”的狠話。
1928年初，國民政府以統一全國財政為由，把大學院手中的錫箔稅重新劃歸財政部，稅率降為12.5%。同年10月，大學院被取消。至此，一場指望錫箔稅拯救中國教育的“大學院”改革徹底失敗。
但很快，錫箔業又幾乎遭遇了“滅頂之災”，南京政府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禁卜筮、廢淫祀、反迷信的活動。1930年3月，內政部頒布《取締經營迷信物品業辦法》，禁止錫箔、爆竹、冥幣、香燭等迷信物品的生產和銷售。1930年清明節，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加派警察到四明、徽寧、湖南等停厝的會館公所，現場取締清明焚化紙錁。
錫箔業再次強力反彈，杭州箔業公會呈請內政部：在政府未籌有大規模工廠收容失業箔工之前，暫緩取締。浙江省方面因為錫箔是本省的財政來源，且從業人口眾多，并不積極貫徹南京中央政府的取締迷信物品的政令。騎虎難下的蔣介石，于1930年4月7日的國民政府總理紀念周演說中，不得不公開表態：“在政府尚未籌有完善安置多數失業工人之工廠以前，主張暫緩禁止（焚燒紙灰）”。5月，國民政府發布第84號指令：以“商人所陳困難屬實，準予暫緩執行”。
1931年全國厘金裁廢后，箔類特稅被劃為省稅收入。江西、福建等錫箔產地都有征收所謂“迷信稅”。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1946年8月南京政府公布《貨物稅條例》，重新將“錫箔及迷信用紙”列入征收范圍，稅率高達60%。之后“錫箔及迷信用紙貨物稅”成為南京政府一項巨額稅收來源：1946年為3433萬元，1947年高達9123萬元。
解放初期，新中國基本延續了民國時期的貨物稅制度，1950年1月，政務院公布的《貨物稅暫行條例》中，迷信品(錫箔、黃表、迷信用紙、神香、檀香)的稅率已經提高到了80％。
1950年4月，毛澤東指示：“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錫箔業作為“迷信品工商業”首當其沖被“限制和排擠”。
當時，紹興市打出了一套政策組合拳。1951年3月，開始對箔業實行“重估財產，調整資本”。7月，成立了“錫箔原料產品交易市場”，對錫箔實行統一交易，統一價格，由政府控制了購銷源頭，捏住了整個行業的命脈。稅務局也設立了稽征所，實施全面有效的稅收稽征。1953年新稅制之后，進一步調整錫箔的稅負，以此“限制投機倒把和盲目競爭”，并通過政治學習等方式動員部分人力及資金轉向其他行業。1951年時，紹興的錫箔產量是122萬塊，1955年已經下降為65萬塊，鋪坊減少218戶，從業人員減少2738人。
1956年1月，紹興市市委做出關于紹興市加速社會主義改造的決議，對錫箔業實現全面公私合營。根據浙江省商業廳的《改造中小城鎮私營商業的意見》，紹興市專門成立了錫箔專業公司，對錫箔業歸口管理，以區別改造錫箔業。
首先是將大的錫箔業進行公私合營，對業主給付定息。全市定息戶共有210戶，其中造箔業202戶，合并成12個錫箔中心鋪；錠箔5戶合并為1戶，擂粉2戶合并成1戶，錫箔改制1戶（后因客戶加工較多，1957年又增加1戶），在錫箔公司下形成16個核算單位。
對于較小的非清產箔鋪179戶，安排其組成14個合作小組，分散經營、各負盈虧，交納公益金，按季度由公司核定營業額，原料、產品統供統銷。對于非清產的生產錫頁的獨立勞動者708戶，安排組成34個合作小組，各負盈虧，由公司逐期酌量配給原料。
1958年又將14個中心鋪合并為4個中心，將所有合作小組合并為一個造箔合作鋪。1960年1月中心鋪更名為紹興市錫箔中心鋪，成立五金車間，生產工業鉛箔、燙金箔、鉛絲制品、小五金及奇南香、蚊香、紙盒、日記夾等產品。1964年，又改為紹興市鉛錫制品工場，1966年改為長征塑料廠，徹底停止錫箔生產，至此，錫箔業被全部淘汰。
但值得一說的是，即使錫箔業進入“最后的階段”，錫箔業依然是一個需求巨大、利率可觀、大量吸收勞動力的行業，政治環境稍微一寬松，幾乎就能“滿血滿狀態”復活。比如，1956年紹興的錫箔產量被壓縮到71萬塊，到1960年產量為17萬塊，但1961年迅速反彈為71萬塊，1962年、1963年都保存在60萬塊以上，直到遭遇“文革”才徹底停產。
錫箔被認為是傳統迷信用品，錫箔業被認為是“夕陽產業”，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現代工業文明，以及現代全能政府的雙重擠壓，先后被南京國民政府、新中國政權列入取締之列。錫箔業為自保，也做出一系列的抗爭，雖然一度真的被全盤淘汰過，但吊詭的是，在改革開放或政治環境稍微寬松之后，錫箔業就再次“死灰復燃”，讓人感嘆于傳統力量的強大；同時，錫箔業的利潤率自始至終高于市場平均水平，它的“死灰復燃”也印證了市場的力量。一個有市場需求的產業，真的會完全服從政治邏輯嗎？（摘自2013年5月21日 《東方早報》 作者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