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到敵營中潛伏并引發很大影響的電視劇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衍看后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斗爭原則，那種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原則恰恰是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隱蔽戰線的地下斗爭因具備吸引人的神秘性，長期成為影視作品的重要題材，近年來還出現了一股“諜戰片熱”。雖然有些作品緬懷頌揚了以往地下工作的業績，有些編導者為追求刺激和票房數胡編亂造，影視作品中的一些“歷史場景”嚴重違背了隱蔽斗爭基本原則。鑒于當下不少為感官刺激而曲解歷史的影視片，已對觀眾造成誤導，筆者認為有必要闡述一下革命戰爭年代已形成的地下工作的原則，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黨的地下工作主要任務并非搞情報
在最近一次電視臺采訪直播時，筆者曾向一位影劇院校的負責人談到革命戰爭年代的地下工作任務，他聽后馬上感嘆說：“原來我們以為地下工作就是搞情報呢！”出現這種帶有普遍性的認識誤區，主要是源于1980年代后國內影視界有關地下工作題材的創作時，差不多都選擇最能刺激人的情報諜戰。
在革命戰爭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兩個戰線的斗爭──公開的武裝斗爭，隱蔽的地下斗爭。對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務，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曾總結說：“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作為群眾公開組織的核心），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斗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在毛澤東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中，情報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當年黨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在政治上爭取敵占區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數在搞工運、農運、學運和秘密的統戰而不是搜集情報。對這些看似平凡卻意義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和文學作品中有過不少表現，進入市場商業化階段的影視創作者對這些缺乏刺激性的工作卻大多沒有興趣，才出現了“地下工作=搜集情報”的創作誤區。
為提高收視率，一些描寫地下工作的影視劇頻頻出現“槍戰”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現為武林高手。其實在當年的地下工作中，黨中央專門制定過不能搞武裝的規定。1939年成立的中共南方委員會在江西隱蔽山林建立秘密軍訓營地并儲藏武器，結果往來的聯絡人員暴露，導致南委組織在幾個省內出現大破壞。周恩來對此批評說：“在大后方的黨，只能全力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候時機的路線，不能同時采取武裝斗爭的路線。”地下工作者除有軍警的掩護身份，都不應擁有手槍一類武器（否則遇敵檢查便會暴露），除1930年代前期中央特科的極少數人外，他們也不可能像影視劇中那樣動輒拔槍射擊。
“俊男靚女＋豪奢”是對隱蔽工作的歪曲
一些影視劇的編導所設計的地下工作場面盡是燈紅酒綠，由俊男靚女在高檔歌舞廳、賓館接頭。這些鏡頭讓當年做過地下工作的人看后大多嘆息，因當年共產黨組織經費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維持豪華生活，何況這類舉動從歷史背景角度看也違反了隱蔽斗爭戰線的基本原則。
世界上的隱蔽斗爭有一個共同的活動原則，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報界有句名言便是：“不像間諜的人是最好的間諜”。周恩來在1928年為黨的地下工作人員規定最早的工作準則，便是“盡量職業化、社會化”。地下工作人員的著裝和日常行動都要求同社會上普通群眾相近，既不要過于出眾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窮酸招人討厭。據1931年秋天在上海送周恩來前往江西中央蘇區的黃平回憶，周恩來夜晚從碼頭乘船出發，穿戴如普通工人，坐下等艙，其重要原因是眾多國民黨官員認識周恩來，到上等艙房容易暴露。黨的干部在敵區外出時，著裝和攜帶物品都要與掩護身份相符。如黨的著名宣傳家惲代英在1930年外出被捕，就是因著工人服裝，身上卻帶了30元錢（相當工人兩個月工資）和鋼筆、手表，路遇“抄靶子”（臨時檢查），巡捕馬上感到這與工人身份不符而將他抓走。
當年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接頭，選擇高檔娛樂場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敵方上層官員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隱蔽工作的紀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員盡量避免在公開場合坐在漂亮女人身邊，因敵特出于本能愿意盯著美女，對她們身邊的男人自然也會引發興趣，很容易引來盤查和留難。按照通俗的解釋，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見過面后就沒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選，眾多影視劇中那種刺激眼球的鏡頭大都是違反歷史真相的。
收買、色誘、暗殺都違反周恩來規定的原則
記得19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到敵營中潛伏并引發很大影響的電視劇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衍看后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斗爭原則，那種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原則恰恰是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近些年來的一些影視劇的編導更是憑著想像編造情節，經常出現中共地下工作者組織暗殺敵方要人，以及用戀愛等手段發展情報關系等場景。其實早在1927年末周恩來領導創建黨的政治保衛機構時，便制定了嚴格的原則與紀律并反復強調：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準打公開的特務；不準搞綁票。在革命戰爭中，黨的地下活動時又嚴禁搞恐怖襲擊，從未組織過對國民黨或日本方面的軍政要人的暗殺。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革命斗爭的目標是推翻整個反動統治而不是消滅個人，暗殺敵方頭面人物不僅不能達到斗爭目標，反而會引起社會反感并影響斗爭方向。從1927年至1934年間中共中央特科曾消滅過極少量叛徒，也都只限于攜帶黨的機密向敵出賣并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而不包括一般喪失斗志向敵自首而不造成極大危害者。對那些不滿黨的政策甚至另立中央的黨員，中共中央也只限于開除其黨籍，并未實行肉體消滅。相比之下，國民黨從其前身同盟會開始就崇尚俠士刺客思想，并將暗殺作為重要手段之一。蔣介石在大陸實行特務政治以監視迫害異己，經常對公開的反對者搞暗殺，這種特務政治和國家政權采取的恐怖主義正是其遭受舉國痛罵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來等領導人規定的地下工作原則特別強調，不許用金錢收買、美色引誘和手槍恫嚇來獲取情報和發展關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雙刃劍，若以此對敵也會腐蝕自身。1931年以前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的墮落過程，便是這方面的一個重大教訓。此人雖很早參加工人運動，在武裝起義中勇于沖鋒并擔任過上海工人糾察隊長，不過卻染有流氓習氣，后來因追求金錢美色并主張搞暗殺一類活動受到周恩來批評，心懷不滿便籌劃投敵，被捕即叛變并主動提出愿出賣中共中央機關全部住址，幸虧潛入敵特機關內的錢壯飛、李克農提前報警才使黨中央免除了覆沒性災難。后來，中共的地下工作更注意政治影響和贏得道德上的優勢，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濫”手段劃清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政治基礎、黨的絕對領導是地下工作的靈魂
中國革命勝利后，黨的情報工作負責人李克農在1950年專門用了半年時間組織總結黨的情報工作經驗，強調了黨的絕對領導和以政治基礎為主的兩點原則。當時蘇聯情報專家來華介紹經驗時，曾說用金錢、美色才能獲得有價值的情報，李克農對此氣憤地反駁道：“我們過去沒有這樣干，今后也不會這樣干！我們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時也用一些金錢，但只是輔助手段。”
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電視劇中出現的“地下工作者”，既看不出政治覺悟也沒有組織領導監督，成了“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式的人物。在歷史上，若是離開黨組織的絕對領導，地下情偵工作必然會走上歧路。當年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重要原因便是此人借口工作特殊性而不接受組織監督，經常領走黨中央一半以上的活動經費自行支配，最終因追求享樂導致政治墮落。吸取這些教訓后，黨的地下工作盡管多是單線聯系，組織上也要經常對下屬黨員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進行檢查，對有危險傾向者要及時教育或切斷關系，反腐斗爭也體現在當時的隱蔽斗爭中。
當年黨的地下組織發展關系，是以政治覺悟作為基礎，而不能像某些影劇作品那樣用哥們義氣、愛情吸引等手段。當年殘酷的斗爭證明，如果脫離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個人關系和一時的感情狂熱只要日久都會生變，“海誓山盟”的情侶在艱辛和生死考驗中分手者可謂不勝枚舉，對明知是敵對陣營的人產生愛情更屬天方夜譚。在革命戰爭期間，中共在隱蔽戰線能取得那么輝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義的信仰爭取和打動人心，靠組織力量凝聚廣大群眾作為掩護。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經常能打入敵營，恰恰由于國民黨腐敗不堪，內部松散且離心離德。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和其他許多高官的子女紛紛秘密加入共產黨，也是因他們看到身處的高層有太多的黑暗，認為延安才代表光明。當時國民黨的中統、軍統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難打入共產黨內，原因也在于革命隊伍組織嚴密，艱苦奮斗環境也為特務分子無法忍受。智慧來自群眾，力量來自信仰，是黨的地下工作勝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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